此行回鄉探親，感謝當地志願者團隊的幫忙，才能拜訪到內蒙兩位老前輩，半天時間的拜訪，時間有限，至少也把影像留下來，做為歷史上的紀錄。
方學恕伯伯，民國17年生，排行老二，家住南京的蓁巷，在淞滬抗戰時期，伯伯當時還小，都會很好奇的跑到房子上看飛機，印象中就記得飛機上的太陽旗。
小學開始，老師教導年青學子愛國思想，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日本佔領南京前，母親帶方伯伯躲到揚州爺奶家，父親（方光圻）是物理學家，抗戰時當時在兵工署工作，大約兩個月左右，父親接到命令準備去重慶，於是帶著全家從揚州老家坐船到南京，再步行半個多月到重慶，那時已是冬天。 於是就在南岸的一叫“銅元局”的地方讀小學，因耽誤了兩年，本來是上四年級，直接上了六年級。
小學畢業後和姐姐到了嘉陵江上游的合川，讀國立二中（揚州中學搬到重慶）。
民31年，畢業後父親把伯伯轉到開南中學上高中（沙坪霸）。上課期間日本飛機天天轟炸，伯伯也只能往郊外跑,那時日軍已到獨山，大家都以為重慶守不住，準備去西康，有時同學會在一起討論國家情勢，覺得國家被欺負成如此，都沒心情上學，都想去當兵報效國家。
民國33年九月下旬，16歲的方伯伯在一個空襲警報後的夜晚決定報名從軍。第一次穿上棉軍裝時，心中很不平靜，臨近出發前夕。母校為從軍學子召開歡送晚會，大家都穿著軍裝，也有師長的鼓勵，同學們的演出和祝福，每一位都得到了一本有張伯苓校長、喻傳監主任題詞的日記本，會後回到宿舍，同學們正在聊天，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請問方學恕同學在哪里？伯伯猛然意識到是家裡來人要他回去，不願伯伯從軍。於是急中生智，躲到另一隔間蒙頭睡在別人床上，怕被搜到，同學們也幫忙推說沒看見，來人才離去。
11月11日正午，伯伯由鴛鴦橋進城準備次日登車去成都，方伯 給父親打電話說：“明天出發去成都，如果家裡不為難我，我願回家和你們告別。
於是，父親允諾了，並派車把伯伯接回小楊公橋。在家吃了晚飯和父母姐弟們依依告別後趕回城裡。
臨別時父親將他自用的一塊Elgine手表給 方伯伯作為紀念（可惜這塊手表和記載著從軍歷程的日記本都在兩月後的營房的火災中付之一炬了）。
11月12日，車隊離開重慶駛向成都，路過小龍坎時見南開同學在人群中相送，伯伯心中頗感受之有愧， 在沿途經 永川、隆昌、內江、資陽等地，都受到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送。內江產糖，茶館餐桌上都放著幾盤甜食供學生們享用。資陽、簡陽盛產橙柑，地方上慰勞了許多橙柑，類似這場景是不多見的。
16日到成都住在舊皇城里。
18日中午當地招待學生看美國彩色電影“阿里巴巴四十大盜”，演到中途影幕上忽然映出緊急通知，令全體立即回營準備出發。學生回去背上行李就徒步走向新律機場。
從下午三時走到夜里十一時，八小時一口氣走了九十里路，出發開始是成排成班的隊伍，漸漸就三三兩兩零亂不堪。入夜後累又餓，走到機場宿營，但已是疲憊不堪。
11月19日中午，登上C-46運輸機飛向昆明巫家壩機場。
11月20日上午，向西飛越橫斷山脈和駝峰，午後降落在印度東北隅的汀江機場。
（自印度下飛機開始，南開中學的同學大多編在一班，而少數人去了新一軍。）
伯伯回憶說：當時印度氣很高，他們還穿著棉軍裝，酷熱難耐，脫光衣著，經過沐浴，換上黃卡吉軍服，質量不差，可惜尺寸太大，很少合身的。大家輪流做飯，吃紅米飯、罐頭菜、牛肉、豬肉、黃豆幾種，但在那時戰亂來說已經很好了。那裡聚集了盟軍的許多單位，在街上除了印度人外，中、美、英各國的軍人和車輛比比皆是。
汀江待命一周後，乘火車來到鐵路的終點“列多”。
11月30日，乘十輪大卡車駛上中印公路。兩天行程途經緬北野人山區沿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到密支那，再東越中緬邊界的高黎貢山經騰沖到龍陵與原滇緬公路交會，沿途不時見到黑人為主的美國築路部隊駕駛著各式築路機械在清除樹障，拓寬加固公路。
到達“巴哈克”，開始砍林整地，修建營房（房子是用竹子築起，再用降落閃一蓋）。
聖誕節那天舉行入伍儀式，每個人都領到了一支步槍，新六軍二十二師學生大隊的訓練正式開始。
除了星期日休息，每天都要上課和操練，主要學習了步槍、沖鋒槍、輕機槍和手榴彈的構造性能和使用，經過努力近視500 度的方伯伯，近視打靶也能及格。
當地所見多是盟軍（中美英）很少居民，在一次的營房失火，伯伯的日記本、眼鏡、父親給的手錶全燒了，從那次開始生活開始不便，由於店舖極少，美國48戰區醫院只幫美國軍人配戴眼鏡，中國軍隊不在此範疇，沒眼鏡的方伯伯，在軍中便有“瞎子”的綽號。
民33年12月上旬，新六軍14師、22師接到命令空運回湖南反攻長沙。
34年2月10日，學生大隊回國，從孟拱登機到南森待兩個月，後轉八莫、密支那。
六月接到上級命令，學生大隊奉命回國。兵分兩路，少數病弱者乘飛機回雲南沾益，學生大隊大部分人員隨炮兵營騾馬隊步行回國，方伯伯屬弱小，本可搭飛機，卻自願隨軍步行，因為他覺得此生也不會再來這個地方了，要一步一步的走回國，欣賞沿路風光。
牽著一匹小黑騾，背上背包和槍支踏上了征程。從印度雷多開始經過新平洋、卡馬因、孟拱、密支那、騰沖到達龍陵，經松山過怒江，走在惠通橋上，吊橋因承重而晃動，俯看橋下翻騰怒吼的急流，不禁惶惶然。
過怒江後便到保山休息三天，七月底到達昆明西郊車家壁。
從“下關”開始，南開從軍的同學中陸續有人離開部隊，難免也想開小差一走了之，心中暗暗計畫，等到昆明後視情況再說。在車家壁待命時間，傳來消息，先期坐飛機回到曲靖的不少同學已離開部隊，有人考上譯訓班，有的去西南聯大先修班，也有想回重慶沙坪壩南開覆學的。
方伯伯心想，該如何？自己並不想以職業軍人為生，但開小差是要有嚴重後果，便與南開同學商量，邊走邊看！
正在此時部隊來到“曲靖”，日本宣布投降，原計劃將部隊從附近的露益機場空運到湖南芷江。當時正為抗戰勝利而歡喜，未意識到往後要打內戰，學生們只想回去繼續讀書。
同學都認為，晚走不如早走,否則夜長夢多，萬一有什麽變化走不了，豈不悔之晚矣。遂和同學商量妥，一同離開部隊。為了籌措路費並輕裝上路，事先把大部分衣物變賣。
8月10日，一早與幾位同學們悄悄走出駐地，登上去昆明的小火車向西駛去。當火車停在小新街車站錯車時，區隊長“李國華”已帶人乘汽車到前方車站堵截抓人，同學們便趕快下車，落荒而逃。為避免人多目標大,同學們就分散行動，方伯伯和一位同學“陳宏壽”兩人，找到公路旁一農家飯店，吃午飯以休息為名，躲上農舍頂層放雜物的樓板，透過小窗凝視著下面的公路。下午兩點多鐘果然看到一輛卡車從昆明方向開走，車上坐著兩個持槍的人，並看到“李隊長”坐在駕駛室里。此時兩人才鬆口氣,拿著簡單的行李搭乘路過的汽車到達昆明。陳同學邀方伯同住在昆明大陸銀行的宿舍里（陳同學父親任職於重慶大陸銀行)。
9月初方伯伯返回重慶，仍回到南開讀高三。沒有正式的退伍手續，校方並未過多為難,因為那時乘飛機回國的幾位同學，已先回校復學了。（伯伯還記得幾位同學的名子，張紀曾、陳寬、潘鋒）
民34年方伯伯復學，抗戰結束家人也搬回南京，隔年畢業考上清華大學，一個人由重慶、南京、上海、秦皇島到北平讀書。
民37年放暑假，伯伯最後一次回家，當時鐵路已經不通，火車到天津坐船到上海，坐火車再到南京最後一次回家。
因內戰失利，父母跟隨政府到了台灣，也因此對伯伯往後的工作很有影響。
民39年清華大學畢業，當時中共政權已成立，缺人才，伯伯被分配到重工業部當技術員，每天需要學習俄文，才能與俄國技術員交流。
沒多久韓戰爆發，國家需要水泥修機場，伯伯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支援後勤物資供應前方。
民46年，中共搞反右（整風運動），上頭希望年輕人多提意見，決定放手言論「大鳴、大放」，暢所欲言幫助黨整風，方伯伯當時年輕不懂，又因家人都去了台灣，因此被劃成右派。
民47年，被下放到內蒙，但也因禍得福，因內蒙需要人才，因此而受到重用，雖有有些政治的界線，但還是需要伯伯的長才，不會被打壓鄙視。
民67年底，把全國右派份子全部平反，方伯伯因此在單位升了副處長。相較其他同學，方伯伯說他算幸運的了。
離去前，伯伯希望我回台灣時，能幫忙聯絡台灣的兩位弟弟，瞭解近況是否過得還好，若能成也算是善莫大焉了。
